王振忠
徽州
一、徽州、徽商与徽州文书
从公元三世纪初最先 ，安徽省南部先后依次设置新都郡、新安郡和歙州，及至十二世纪前期的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始将歙州改称徽州，下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以后 迄至民国元年（1912年），这一以“徽州”命名的统县政区——徽州府，前后存在的时间长达七百九十一年。若是 再算上唐朝大历五年（770年）一州（歙州）六县名堂 的现实 形成，前后历时更长达一千一百四十二年。由于一州（府）六县名堂 的恒久稳固 ，使得徽州在长江中下游的地域国界中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清代的徽州府（取自王振忠著《乡土中国·徽州》）
在明清时代，徽商和晋商是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以整体实力 登上历史舞台，除了谋划 传统的茶叶、竹木、瓷土、生漆以及“文房四宝”之外，还重点谋划 盐业、典当、布业和外洋商业 等诸多行当，其足迹不仅普遍 海内各地，而且还远至外洋的日本、东南亚等地。清代慕悦细腻 的扬州盐务总商，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歙县的徽商。对此，徽州文书抄本《杂辑》纪录：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泰半皆出外做生意 。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万万 。
徽州珍稀文献《杂辑》抄本
《杂辑》一书是晚清民国时期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内容颇为富厚。其中就提到，棠樾鲍氏家资多达三千余万，这是十八世纪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
歙县棠樾牌楼 群
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文化之生长也颇为引人瞩目。在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做生意 ，他们人数众多且一连 一直 ，对于中国社会特殊 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具有主要 的影响。
迄至今日，徽州仍然遗存有众多的地表人文景观，大批细腻 的牌楼 、宗祠和古民居仍随处可见，这在天下 均颇为有数 。公元2000年，以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墟落 ”，被团结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天下 文化遗产掩护名录”。
除了地表人文景观外，徽州素称“文献之邦”，当地遗存的传世历史文献特殊 富厚，方志、族谱、文集以及民间文书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从历史文献来看，徽州人的商业运动至少可以上溯至南宋时期。十二世纪前期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皖南的茶、漆、竹、木等土特产物，便通过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源源一直 地输出，此类的商业 及交流，既为徽州积累了早期的商业资源 ，也培育出起源 的左券 意识。
及至明清时代，徽州更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仍 的商业运动和社会流动，作育 出徽州人强烈的左券 意识，这使得皖南一域生产出大量的左券 文书。此外，商业之生长也极大地重塑了徽州社会。其时，除了旅外的商业运动，在徽州当地，一样平常 民众之间的经济来往 亦相当频仍 ，田土生意营业 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洪流平上也是以“左券 和理性”来支持 ，纵然是亲族之间也不破例 。此种“左券 与理性”，又反过来更强化了徽州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能力，这使得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土，成了著名 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温床。也正由于 这个缘故原由 ，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现在 所知海内为数最多的左券 、文书，这些反映徽州社会传统规则（或可称为“民事老例”“民间习惯法”）的乡土史料，险些涵盖了民众一样平常 生涯 的各个侧面，其规则之严密、语言 之详尽 ，可以说是到达了无微不至的水平。
从地理情形 来看，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历史时期除了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方腊起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堂 之兵燹战乱曾给它带来一定水平的破损 之外，历朝历代，此一区域基本上皆远离战乱，这种关闭且相对太平的情形 ，使得大量的左券 文书得以较好地生涯 。此外，徽州在传统上属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诉讼极为频仍 的“健讼”之地，围绕着种种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也有长时期生涯 之须要。再加上历史时期善书的普遍 盛行 ，“敬惜字纸”之看法更是深入人心。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徽州左券 文书的巨量遗存。
这种状态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才有所改变。其时，因徽州文书反映的产权关系等大多已时过境迁，这些文书最先 大批流向社会。
二、民间传说中的“徽州文书”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皖南做过上百次墟落 人文地理考察，其间网络 到为数可观的徽州文书，其中有一些属于颇为珍稀的文献。与此同时，在野外 视察中，我也听到过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在徽州，时常听到的一个传说故事，内容大同小异——
明清时期，甲地有一女子嫁给乙地男子为妻。有一年，女儿回外家 省亲，在外家 住了数天后，想回婆家去了。临行前，女儿向母亲讨要点菜籽，好回婆家种菜。母亲不识字，随手 就将一张方单包了菜籽交给女儿。女儿回到婆家，将包菜籽的纸包交给丈夫，丈夫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方单，于是，就将这张方单偷偷地藏了起来。第二年春节，女儿和丈夫一起前往外家 贺年，与他们偕行 的正好有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走到村前，站在一块地上说，这块地是风水宝地，前因后果 清新 ，谁家人死了葬在这里，一定 会大发。这个女婿很有心计，到丈母外家 一探询，原来，这正好是包菜籽的方单所对应的那块土地。于是，女婿就悄悄记在心里，想谋夺这块风水宝地。不久，女儿的公公死了，女婿就将自己父亲的棺材抬到这块风水宝地上埋葬 ，外家 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不愿。于是，翁婿两家便打起了讼事。讼事打到县衙门，县官老爷说：“空口无凭，各自拿出证据来！”效果 ，女婿拿出了方单作为证据，打赢了这场讼事，就将父亲的棺材从乙地抬到甲地这块风水宝地上，顺遂 地埋葬 下来。乙地婿家葬了这棺风水，果真子女有人做官，兴旺蓬勃 起来了……
虽然，各地的传说故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最后 尚有 一些小插曲，好比说，因女婿心眼欠好，生出的儿子没有“屎窟”（屁眼）。或者说是厥后遭了报应，棺材被雷电劈了，等等。不外，故事的总体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虽然揆情度理，此一故事并不十分严密，其中也尚有 一些破绽：由于 凭证 常理，左券 上总有当事人的名讳以及花押之类，对此，那位女婿事实 是怎样 变造以及纂改？在众人的讲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相关的细节。然而，这个故事在徽州各地广为撒播 ，人们也始终笃信 不疑。它的主要用意显然在于告诉众人 ，左券 文书（方单）对于一个家庭至关主要 。有了方单也就有了产权，方单之主要 性异乎寻常。以是 在徽州，人们在寻常 要很好地保管自己家的左券 ，将它深藏不露，并凭证 自家的条件，做种种各样的防虫处置赏罚 。祠堂、文会和其他组织的左券 ，还要放在公匣（也就是专门的盒子或箱子）里，由专人妥善保管。发生战乱时，还要带着这些命脉 逃难。
徽州会组织的“公匣”
上述的左券 ，就是一样平常 人（甚至是一些学界同仁）通常所明确 的“徽州文书”。
三、“徽州千年左券 文书”
2010年前后，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曾综合周绍泉先生等的前期研究效果 ，为徽州文书下了一个界说：
……所谓徽州文书，原则上指徽州地域残存的或徽州身世者誊写 的所有 史料。其形式上既有一张一张的“散件”，也有装订成册子的“簿册”，内容方面除狭义的左券 文书外，也包罗诉讼、行政文书和种种账簿类、备忘录、杂记账、日志 、书简等，但照原样誊录刊本的抄本并不包罗在文书领域内。另一方面，因内容的关系，诉讼案卷等原文书印刷成册的刊本，也视作文书。族谱的刊本、抄本暂且不作为文书看待，但其中经常有多种文书史料被引用，这种编纂文献引用的原文书，似乎应该被视作广义上的徽州文书。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清诉讼案卷，刊本一册
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也以为 ：“徽州文书包罗徽州人在当地形成的官私文书，徽州人在外地形成的文书，及外地人在徽州形成的文书。”上述二者的界说，可以互为增补，也就是说：徽州文书既指历史时期残留在徽州当地，或者由徽州人手写的所有史料，也包罗旅外徽人在各地运动形成的相关史料。
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左券 文书之外，徽州文书还包罗日志 、书信（包罗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或亦称“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案卷等。
从形式上看，既有单张的“散件”，又有装订成册的“簿册”。关于簿册文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曾经指出：
（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
徽州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而置，而欧阳修主要的运动时代是在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以是 其时还只能称为“歙州”。这一条史料是说——歙州黎民起劲 学习执法条文，很是喜欢打讼事，当地人家家户户都市准备一些本子，通常 里就将他人的言行隐私纪录在本子里，到诉讼时就作为证据加以使用 。这虽然是一个相当恐怖 的社会，不外，由此亦可看出，徽州的簿册文书由来已久，只是宋元时代的此类文书，并未能生涯 至今。
1、宋代以来的徽州文书
一样平常 以为 ，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的卖山方单，此件为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 的抄白。但若论原件，最早的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珍藏 的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李思聪的卖田、山赤契。这些指的都是左券 ，倘若包罗其他的档案，凭证 安徽档案学者的看法，现存最早的徽州档案还要更早。详细 说来，就现在 已珍藏 的徽州档案而言，可以分为抄件和原件两种：若是 是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珍藏 的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的谕祭抄件；若论原件，则最早年月 的档案为黟县档案馆珍藏 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之家祭龙简，距今已有八百二十一年。
1991年前后出书的《徽州千年左券 文书》中收录的南宋左券 仅有两件，其中之一就是淳祐二年（1242年）之卖田、山赤契。近年来，南宋时代的左券 文书在民间仍偶有所见，如数年前屯溪某书商就在当地发现了一张咸淳四年（1268年）的方单（红契）。
2014年2月，我曾在皖南网络 到一份《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该文书的版幅、墨色以及文字誊写 名堂 等，均与此前出书的《宋人佚简》所收诸文书极相类似。《宋人佚简》收录的纸背文书为舒州酒务文书，其年月 自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隆兴元年（1163年），而《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涉及的所在为徽州绩溪，此件虽无明确纪年，但因与《宋人佚简》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故其年月 应属相近。只是此件之泉源 以及传承脉络现在 尚不清晰 ，以是 不敢擅断，聊记于此待考。
《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局部）
宋元时代的徽州文书，除了生涯 下来的左券 散件之外，在一些誊契簿、族谱、家族文献中也颇有所见。例如，最近我在续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陆续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在新见的婺源《鱼充山文墨》抄本中，见到淳熙七年（1180年）、庆元三年（1197年）的左券 ，这些，较现存最早的卖山方单在年月 上都要早一些。又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 的“《婺源沱川余氏族谱》”（该书着实 并非“族谱”，而是家族文献抄本）中，收录有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的《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这是现在 所见徽州最早的一份南宋分居书。再如，《歙县项氏族谱》有淳熙十一年（1184年）的《推官淳熙甲辰录取 拜坟祝文》，其拜坟祝文与明代中叶以后相对定型之“徽礼”中的文本颇多差异。此外，上海图书馆珍藏 的《高岭祖茔渊源录》抄本中，也缮写了一些宋元时代的左券 。另据阿风、张国旺教授的研究，《珰溪金氏族谱》中载有多件宋元时期的公牍书，对于研究家族变迁、公牍制度及相关史事皆有着主要 的学术价值。
《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见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 “《婺源沱川余氏族谱》”。
至于现存徽州文书年月 的下限，凭证 近年来的诸多发现，1949年以后仍有不少反映其时社会变换的文书，因其名堂 基本上与明清时代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书”的领域。
综上所述，现存的徽州文书时间跨度长达八百年，倘若加上其他的档案则长达千年，故称“徽州千年左券 文书”并非强调 其辞。这些文书，是研究十二世纪至二十世纪——南宋以后（特殊 是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2、海内外徽州文书的珍藏 状态
徽州文书主要是徽州民众在一样平常 生涯 、商业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除了珍藏在私人手中之外，尚有 的是生涯 于宗祠、文会以及种种会组织的治理者手中。以后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其中，最早引起众人 注重 的或许是字画 、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抄本。现在 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就是现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时期（当清光绪年间）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现在 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不外，从其时的情形 来看，珍藏 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亦即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熟悉 这批徽州文书。
陈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在徽州，最早熟悉 到民间文献主要 性的是著名画家、歙县潭渡人黄宾虹。清末民初，他和字画 珍藏 家邓实一起，编辑出书了四十辑的《美术丛书》，其中，就收录了一些民间抄本，如太平天堂 前后潭渡人黄崇惺之《草心楼读画集》，这是研究明清时代徽州艺术史的主要 史料。而与黄氏过从甚密的许承尧，更因主编民国《歙县志》和辑录《歙事闲谭》等，最先 有意识地网络 徽州（尤其是歙县）的历史文献。从安徽博物院珍藏 的《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来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月 ，仅黟县一地，就有大批珍贵的徽州文献为许承尧所购藏。
《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安徽博物院珍藏
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月 ，徽州的一些旧藏已流散到杭州、南京等都市。抗日战争竣事 之初，其时的首都南京就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历史学家方豪网络 了其中的部门文书，并于1971年至1973年间撰写了十数篇论文，揭晓 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现在 我们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网络 。
除了方豪之外，1948-1949年，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前身）的梁方仲，也购入了契券、票据和簿记等史料三百零六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徽州文书。
1949年以后，徽州字画 骨董继续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在徽州当地，屯溪是古玩中央 ，当地也有一些书籍字画的生意 运动。
1950年月 的焚烧“变天账”
二十世纪五十年月 ，正值中国的土改时期，在徽州各地都抄出成批的古籍，这些古籍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作鞭炮或包装农产物。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通过书商韩世保相识 到相关情形 ，马上就在种种场所，呼吁主管单元要从废纸中抢救文献资料。1958年，书商余庭光前往徽州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寻觅古籍，意外购得整整三十只麻布袋的徽州文书。这批原始的徽州文书，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左券 目录》之先容 ，流向天下 各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惊动。以后 ，徽州文书被不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珍藏 ，其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成为以后 徽州文书珍藏 的主要单元。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
1958—1960年屯溪古籍书店《古籍书目》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竣事 。以后 ，这批资料悄悄 地躺在海内的各大珍藏 机构中，并没有引起几多人的关注。不外，民间在拆房、修建施工中，在墙缝、地窖中经常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这些资料陆续被文物部门征购。
自八十年月 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刷新 开放的推进，商业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普遍 网络 ，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条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也受到更多的重视。在这种配景下，徽州文书获得了大批的掘客、整理和研究。
除了中国大陆，在外洋也无意 可见徽州文书之珍藏 ，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做过系统而详尽 的视察。美国方面，除了前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 的明代徽州书信之外，197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典业须知》一书之内容悉数标点整理，揭晓 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4期。凭证 我的研究，《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纪录最为系统、内容最为富厚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月 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实睁开 ，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获得应有的熟悉 。
《典业须知录》等典当文献抄本四种，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
另外，“荫余堂”原是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的一幢徽派民居，后搬往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市（Salem, Massachusetts），成为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个主要 组成部门。据相识 ，在荫余堂整体拆迁时，曾发现约一百件（册）的徽州文书，现在 这批文书尚未宣布。
安徽休宁黄村
在美国的荫余堂
在碧波地·益石博物馆展出的徽州文书抄本
2004年作者在荫余堂
在欧洲，荷兰莱顿大学也藏有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相关的方氏资料。
2019年5月、10月作者在莱顿大学视察
另外，在英国的档案中也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关于这一点，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等有相关研究。
在日本长崎等地，也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如所周知，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一地与荷兰和中国通商。其时，在中国苏州的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在这种配景下，有相当不少从事中日商业 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他们受政府特许，每年都扬帆东去，前昔日 本采办洋铜。这些铜商，有不少是徽州的商人，有的是由在扬州的徽州盐商兼任。
苏州商人带往长崎的《唐土门簿》，见宫崎成身编《视听草》
太平天堂 时期，一些徽商依附 着先前的商业人脉从苏州辗转逃往长崎。其中，以程稼堂及其家族最为引人瞩目。程稼堂是长崎三江帮（江南、江西、浙江）的首领，1860年7月13日（清咸丰十年五月廿五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一个多月，程稼堂就带着眷属逃到日本长崎。其时，程稼堂家族十人和西崽 两名，共计十二人，乘美国蒸汽船到达长崎，获得长崎推行冈部骏河的特许，得以上陆并进入唐馆。程稼堂从道光年间就最先 来往于长崎，咸丰年间逃到日本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以亲自 见闻，记述了太平天堂 时期兵燹战乱对苏州的破损 ，受到日本幕府方面的重视。
程稼堂相关文书，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珍藏
在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等机构，就珍藏 有程稼堂的一些文书，这些，对于研究徽州海商的运动及其衰落，有着主要 的学术价值。详细 说来，关于徽州海商的衰落，以往虽然也有学者提及，但却难以成为定论。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月 ，日本著名学者藤井宏曾以为 ：明清时代徽商的外洋商业 运动以“徽王”王直的运动为其极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谋划 海内商业。不外，这一看法在1980年月 中叶以后受到质疑。1984年，日本学者松浦章揭晓 《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商业 》一文，使用 中日谈判中的海事资料，展现 了清代徽商使用 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规模，并以巨额资源 从事外洋商业 的事实。1999年，我揭晓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普遍 网络 中日两国的文集、条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勾稽中日商业 中的徽州海商史迹，从中可见，在清代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这些研究批注 ，藤井宏关于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的说法，显然可以再加斟酌。因此，徽州海商最后衰落的历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从长崎珍藏 的程稼堂相关文书来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月 ，东亚海域天下 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而中国海内太平天堂 的兵燹战乱，又对中日商业 造成了强烈 攻击，从而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从这一点上看，徽州文书照旧我们研究东亚海域史的主要 资料。
除了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之外，凭证 笔者零星所见，在日本的其他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珍藏 的情形 还不是很是清晰 ，有待于以后 的进一法式查。
四、徽州文书的特点及价值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文书档案，较量 著名的如福建闽北的明清左券 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香港土地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浙江石仓文书、闽东文书、畲族文书等民间文献，以及台湾淡新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安徽南陵档案、顺天宝坻档案、冕宁司法档案等州县档案，但还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档案有徽州文书那样数目 重大 、历时恒久且内容富厚。无论是绝对数目 照旧内容质量，徽州文书都是现在 海内最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宝库之一。周绍泉先生曾指出“徽州文书以其数目 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学术研究价值高而倍受人们关注”，并以为 “徽州文书有启发性、一连 性、详细 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以下，我拟凭证 以后 的视察以及小我私人 的履历 略作申诉 。详细 说来，徽州文书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 数目 重大
一样平常 预计，现在 已发现的徽州文书在一百万件（册）左右，这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各地民间文献中，就其绝对总数而言，可谓无出其右。
清代鱼鳞总图，安徽博物院藏
2、 历时恒久
徽州文书反映的年月 跨越宋、元、明、清、民国，甚至到1949年以后，是研究十二世纪至二十世纪，特殊 是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就其一连 的时间长度而言，现在 发现的其他种种地域文书，都不能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
3、 类型多样
在传统时代，徽州具有“贾而好儒”的悠久传统，因商业蓬勃 滋生出极为浓重 的左券 意识，以及凡事必记、有闻必录的一样平常 生涯 习惯，使得徽州文书的种类繁多，内容详细 而微。从形制上看，徽州文书主要有簿册和散件两种形式，其版本形态则有原件、抄件（抄白）、刊印件等。而从书立名堂 来看，有程式文书和非程式文书。从文书性子 来看，大致可分为官文书和私文书两种类型。总之，除了狭义的文书（即左券 ）之外，还包罗其他种种的文书。就现存文书类型的多样化来看，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
左券 散件
簿册文书（明嘉靖分居书《曹氏本素轩创承遗绩》稿本）
4、 内容富厚
2018年，由我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册出书。该丛书在原则上不收录此前常见的土方单约，主要辑录徽州日志 、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和启蒙读物等，所收文献皆具有较为主要 的学术价值。文献的现存形态既有稿本、抄本，又包罗具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学术价值的印刷品等，以及一些陋习 模的抄件。
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全三十册，复旦大学出书社2018年版
徽州文书涉及的规模很广。从涉及的领域来看，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诸多侧面，徽州文书皆有所涉及。正由于 云云 ，历史学、文学、哲学、执法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医学以及艺术、教育、生齿 、武术等诸多学科，皆在差异水平上关注着徽州文书新史料的掘客。
徽州文书中的武术文献
徽州商编旅程 图记抄本
从涉及的阶级 来看，明清时代的徽州，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故而徽州文书之所涉极为普遍 ，不仅有反映文人士医生社会生涯 的内容，而且尚有 医卜星相百工武艺者流的诸多史料。特殊 是后者，以往我们在传统中国研究中，涉及到下层社会和民众一样平常 生涯 时，经常感应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 在传统文献学的视野中，反映民众生涯 的史料颇为零星 以致 缺乏，这使得我们对于一样平常 民众的生涯 状态所知甚少。而徽州遗存有众多的民间文献，其中，有关下层民众社会生涯 的史料极为富厚。
从涉及的地域来看，不仅有旅外商人及其谋划 的富厚史料，而且本土的经济运动（田主更易、推收过割、赋役征敛）、社会生涯 （婚丧报聘、休闲娱乐）也有相当多的反映。徽州文书反映的地域规模极为辽阔，这与明清时代徽商之无远弗届以及徽州文化极强的辐射能力亲近 相关。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域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这一宽大的区域规模内，随处都有相关文书的遗存。可以说，研究南宋以来的中国史，特殊 是明清时代南中国的社会历史，徽州文书之主要 性难以忽视。
5、陋习 模的文书典型
1980年月 以后发现的徽州文书，有不少具有相当的规模。特殊 是一些家族文书，极富史料价值。例如，1984年前后发现的芳坑江氏文书，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歙县芳坑
芳坑位于安徽歙县南乡，与新安江畔的主要 市镇薛坑口相距不远。此处经新安江上达歙县、屯溪，往下则可至长江三角洲的杭州等地。而由陆路，亦可直接前往屯溪，交通颇为便利。当地的江氏，自明代起就最先 外出做生意 ，最早的纪录见于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其做生意 地在山、陕一带，可能与开中制度下的粮、盐商业 有关。及至十七世纪的晚明，江氏的做生意 地改往辽东，主要活跃于平岛（现在 鲜的椴岛），这与明末毛文龙盘据皮岛有关。直到清乾隆时代，江氏家族尚有 成员前往辽东运销茶叶。以后 ，该家族长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太平天堂 兵燹战乱之后，转运茶叶至上海。除了从事茶业谋划 之外，芳坑江氏还独资或与人合股开设转运公司、荤油行、米行、布店、百货店、南北杂货号等。在长年的商业商业 中，江氏茶商积累了富厚的履历 ，他们“贾而好儒”，特殊 注重 将做生意 心得撰述成文，并生涯 与商业谋划 相关的种种左券 文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苏州合开荤油行的条约
江氏商人缮写的商业书《江湖备要》
杂抄
洋泾浜教科书抄本
该批文书的发现，是二十世纪徽州文书新发现的一个标志性事务 ，具有普遍 的着名 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月 迄今，这是一批保留颇为完好的徽商家族文书，具有主要 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刺激了徽州文书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月 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后的“再发现”热潮，也间接影响了中国海内地域性文书的网络 、整理和研究（如清水江文书之再度发现等）。
除了歙县芳坑江氏文书之外，1998年发现的歙县上丰宋氏家族文书，约莫有数百件（册），也是极为珍稀的历史文献。上丰宋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一度有所衰落，但他们在太平天堂 战事尚未竣事 时就重操旧业，从盐业谋划 最先 ，在扬州以及苏北的盐城、汉口等地谋划 盐业、茶业、典当等。在现存的这批文书中，既有众多的散件，也有不少搜集成册的簿册文书。对于研究清代后期徽商与两淮盐务运作，以及盐商家族的商业网络等，具有主要 的史料价值。
清代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家族文书
就现在 的徽商研究而言，宏观形貌 已几近饱和，在此配景下，新史料的开掘，特殊 是对系统文书史料的网络 、整理和研究，将是徽商研究纵深拓展的主要 途径。
6、学术价值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月 ，周绍泉在叙述 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时曾预言：“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殊 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转变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则以为 ：中国史（尤其是明清史史料学），1980年月 以后发生了根天性的改变，突然变得很是靠近 理想的状态。特殊 是在1940年月 以前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的地方性历史史料，现在 已经果真。得益于这场“史料革命”最多的生怕 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后 ，以这批新出史料为基础周全 审阅 ，有可能对既有的社会史议题，重新熟悉 和做出大幅度的修正。在这场所谓的史料革掷中 ，徽州文书与大内档案（明清宫廷档案）、州县衙门档案（如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并驾齐驱，尤其是明至清代前期，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能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的主要 史料。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历史学者得以深入相识 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细节，理清原本面目 模糊的问题。
例如，赋役制度是明清经济史上的焦点问题，在这方面，户帖、黄册底籍、鱼鳞图册、司理 保簿等的实物，以徽州文书为独多，这为推进相关研究的希望 ，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以明代黄册制度研究为例，虽然向来 备受学界重视，但迄至1970年月 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多皆据文献资料。1983年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先生经由 多年的视察，先后发现了一批明代黄册抄底散页、成册的黄册底籍抄件，以及有关黄册的田土与税粮归户册、实征册、编审册等。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他就黄册制度与相关问题作了一系列专题性的实证研究，概述了黄册攒造及其遗存文书，考证了明代黄册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黄册制度与制度史研究中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徽州的家族组成、宗法关系之遗存、析产分户的诸种形态，剖析 了封开国家、田主、农民三者的关系。对此，吴承明先生以为 ，栾氏的研究具有“刷新 ”意义，他“使黄册的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规模，扩大视野，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黄册
栾成显著：《明代黄册研究》
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是研究徽州区域的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于，由于徽商运动之无远弗届，徽州文书还提供了跨区域研究的诸多线索。例如，在贵州清水江流域，徽州木商、临清商人（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商人）和陕西商人是当地最为活跃的三大商帮。而近年来新发现的三种徽州商编旅程 抄本，因其涉及婺源木商在清水江流域的木业谋划 ，从而将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这两大区域性的主要 文书细密 地联系起来，为跨区域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主要 的基础，因此具有特殊 主要 的学术价值。
与清水江木料 商业 相关的清代徽州商编旅程
徽州木商与清水江商业 示意图，李甜清绘
综前所述，无论就其绝对数目 照旧学术价值，徽州文书无疑都是近数十年来各地域文书中内容最为富厚的文书群。
五、小结
徽州文书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意义重大。《中国历史手册》（Chinese History: A Manual）的编者Endymion P. Wilkinson（魏根深）在谈及中国的历史档案时指出：徽学与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配合组成了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中国史学研究的五大领域。他以为 ，包罗徽州文书在内的原始资料未曾经由 儒家历史著述者、官方历史编纂者之手，反映了其他历史文献中难以展现的种种制度实态和极具地方特色的生动细节。中岛乐章也以为 ，“在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研究中，徽州地域无疑具有最好的史料条件”，“明代至清代前期，没有可以与徽州相匹敌的史料群”。
详细 说来，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书而言，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系统 ，而且种种文书又可相互增补、相互印证。因此，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着手的许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将极大地推动了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1988年以来出书的大批徽州文书资料集，提供了许多无微不至的史料，但迄今对这些资料的使用 还相当有限。而且，新的文书资料仍在源源一直 地发现和出书。在这种配景下，有相当多的文书还没有获得充实的使用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远远没有跟上。因此，有须要鼎力大举增强对徽州文书的使用 与研究。我在2016年倡议召开“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钻研 会，从2017年最先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央 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央 ，一连 召开过五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钻研 会，希望通过定期的聚会、讨论，见识新质料，交流新看法，以推进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在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种种徽州文书资料也在陆续出书。以后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怎样 对徽州文书加以周全 地整理、展现 、宣布以及提供网上检索，可能是使用 互联网手艺 的生长偏向之一。由于现存的部门徽州文书辗转来自市场，通过徽州文书数据库之建设，可以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提高种种散件的使用 价值。与此同时，应加大对土方单约之外其他类型文书的披露，建设开放性的“徽州文献数据库”，以配合推动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最后，我想引用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徽州文书研究与中国秘闻学术系统 建设》一文中的一段话。他指出：
使用 徽州文书开展的学术研究已蔚然而成大国，可以绝不夸张地说，几代徽学研究者的学术成就，都离不开对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剖析 。……经由 几代中国民间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起劲 ，已经生长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民间社会种种资料的有用 要领。这种或允许 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要领，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明确 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纵然是面临 着西欧 最好的研究，也仍一直保持有学术自信心和缔造力的最主要 基础之一。……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深入，是有助于中国秘闻的学术系统 和话语系统 建设的。（2019年6月徽学大会之主题陈诉，合肥）
此一叙述 ，反映出包罗徽州文书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与支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联。虽然，要达致此一目的 ，仍然需要以后 长时段、一连 一直 的艰辛起劲 。
（附识：本人以此为题曾在差异场所演讲过数次，最早是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持（相助）“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时的讲题，后曾于2018年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19年10月法国巴黎中国地方史学术聚会会议以及2021年3月19日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央 “云端讲坛系列讲座”上揭晓 ，每次所讲，都凭证 新见史料及论著做了一些增补，也获得诸多师友的指教，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