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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乡族的历史？
东乡族的起源和形成主要是萨尔塔人，逐渐与当地回族、汉族和少量蒙古族融合。东乡族自称“萨尔塔”，萨尔塔本意是“商人”。12、13世纪的萨尔塔人是指居住在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主要是塞姆人。《蒙古秘史》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萨尔塔乌尔凡七年”，大批萨尔塔人被“发”东迁，部分人驻守东乡地区。贺州。后来，元世祖下令将军户改为民户，定居东乡地区。
据明代《河州志》记载，“地理志中，小七名盛，通大夏之西”。“黄河诸部落连康居”，东乡地区大量奇特地名与萨尔塔地名、部落名称相对应。东乡的甘图光、那林光、萨勒、库美图、呼拉逊、奈曼等地名分别与中亚的甘图城、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名有关。萨里普勒语、土库曼语、呼罗珊语和奈曼语是相同或相似的。东乡地名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
仍有一些家族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以哈姆扎为首的四十名传教士和以阿里阿塔为首的八名赛义德传教士来到贺州传教。其中14人定居东乡，葬于东乡。他们的后裔分布在东乡县高山乡、达坂乡、平庄乡、龙泉乡。部分东乡族的外貌特征与中亚人相似，胡须大、鼻梁高、眼窝深。
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纳入东乡族的形成。元代安西王阿南达部的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成员可能曾来到东乡地区。东乡语属于蒙古语系，东乡族在形成时就受到蒙古族的影响。通过移民、驻军、农耕、定居等形式，有的汉族在东乡定居，有的与东乡族融合。至此，东乡县索南镇的王家、张王家，王集乡的高家，大板乡的黄家，以及唐王乡的一些东乡人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族，后来成为“汉族”。遂一三萨尔塔”。
东乡县白河乡千拉家村等地，说他们的祖先是藏族。明代，河州曾有“凡客”。所设村中，东乡有索南坝、红崖子、拉马川、三条沟、李子山5个村。他们分别是左所、右所、李子山。前、中处均属管辖。这些村庄的村民被组织成千户或百户，向土官进贡，承担差事的职责。明洪武中期，河州改隶甲制，东乡分九隶。桂里所辖户属民族。
明代，东乡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东乡族的许多生活用品都是用羊毛制成的，至今还残留着饲养马、羊的历史痕迹。地名中不乏跑马场、“果尼米”、“佛格光”、冒乐山等。清代手工业有毛织工、织工、毡匠、铁匠、石雕、磨坊、油坊等。其中以织布工和毡工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东乡的棕织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单线改为双线，可以织出精美的图案。纬纱数量从400根增加到1,200根。东乡人制作的毛毡种类繁多，有春毡、秋毡、沙毡等。东乡市与其他地区的交通通道主要经过黄河、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有黑城渡口、延长渡口、洪雅渡口、塔家渡口。洮河口有马箭口渡口、红柳渡口、野松达班渡、克托渡口等。大峡河渡口有柘桥、幽城桥、涿湖桥。除了木船渡船外，还有羊皮筏子。木器和石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农作物有马铃薯、小麦、玉米、豌豆、青稞、燕麦、荞麦、小米、大豆等，其中马铃薯产量较高，播种面积较大。清代有索南、唐王等六个集市交易市场。
民国初年增至10集。东乡族人民在旧社会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背负着历史政府的田赋和徭役。清康熙年间，东乡地区缴纳田税约千石，白银二三千两。清末每年上缴官粮2.4万石，上缴粮2.4万石，合计4.8万石。1948年，韩七公一次俘虏了3000名士兵，创造了“市井无民，乡无少年”的悲惨景象。历史上，东乡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其中著名的有清顺治五年四月庄桃田领导的东乡族反清斗争；清朝乾隆四十六年，苏十三率起义军经过东漳地区、索南、唐望川、洪吉桥等地约2000人加入反清行列。清咸丰九年，东乡族马有格、马露露、敏福英率部阻击清军，参加围攻河州、双城的战斗；光绪二十六年，东乡赤泥滩的马福寿、巴人，号称五帅，苏池马忠孝指挥回族、东乡土兵一千五百人，在北京对抗八国联军；1928年参加反国军斗争。1943年，东乡马木格、马萨尔东、马胜文率部参加“甘南战争”农民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在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著作中，它被称为“Salta”。句子结构按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排列。状语位于谓语之前，定语位于被修饰词之前。与索南巴、王家集、那乐寺的方言不同。东乡语中，32-89个词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汉语单词约占49个，其余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单词。大多数东乡族还精通汉语，汉字是东乡族的通用文字。